沙龙166期 蔡昉: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

【2021-06-08】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2168日以视频方式举办了第166期上海发展沙龙,人口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先生作了题为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应对策略的演讲。以下是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第一,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哪些新信息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7087万人。数据显示了两个趋势:第一,总人口增长越来越慢,第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果用65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老龄人口的标准,2020年达到了1.9亿,占比是13.5%,比发达国家低5.9个百分点,比其他欠发达国家高7.5百分点,显示了我们未富先老的情况。

    总和生育率如此之低,是这次普查最重要的信息。一般地说,总和生育率的含义就是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孩子数。一般认为一个妇女或者一对夫妻生2.1个孩子能达到更替水平,从人口数上可以替代父母辈。200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是1.22,但是当时计划生育部门认为有些孩子会被漏报,所以做了修正,把这个数据提高了。2005年进行了1%抽样的普查,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34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19,这两个数据当时都被修正了。这次口普查得出的总和生育率是1.30,我认为这个数据是没有刻意修正的,可能也是因为没有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么一个部门去要求修正了。一般认为生育水平达到1.3就属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很容易陷入到生育陷阱,到这个水平以下,回升就非常艰难,这是一个最大的信息。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人口问题

世界银行把各个国家按照人均GDP分成四个组,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后来他们根据人口红利也做了四个组的划分,分别是人口红利还未出现的前人口红利组、开始显示出人口红利且经济从中受益的早期人口红利组、人口红利存在但是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晚期人口红利组、人口红利消失的后人口红利组。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早期人口红利组和晚期人口红利组,即有人口红利就能保证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速度。现在一般把中国划分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

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在世界上的排位比我们人均GDP的排位要高。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速度下降得太快。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要避免回归均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有异于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是有特殊原因,比如说中国高速增长40年,特殊原因是改革开放,但也是利用了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过去了以后,可能意味着要回归均值,回归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的人口红利可能还有一些潜力,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是负增长,但是我们还有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现在我们农业劳动力的占比大概是25%,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平均比重只有3%,对中国来说,一个百分点就是800多万劳动力。我们预测,可以延长到2050年,才真正回归到世界平均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因素会干扰我们达到自己的增长潜力,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人口所要关心的。 

第三,两个人口转折点及其经济冲击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会经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口转折点,当然其他国家也会经历。我们正好是在这个转的过程中,相应地会遭遇到一些经济冲击。第一个转折点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在2010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出现负增长,从供给侧影响经济增长。2025年左右会迎来第二个人口转折点,总人口达到峰值,然后就是负增长,从需求侧影响经济增长。

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肯定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第一,新增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也会老化。每一代新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都会高于前人,存量的人力资本还是会改善的,但是新人增量减少了,改善速度就会放慢。第二,劳动力短缺,企业就要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替代活人,这时候过度投入会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第三,如果没有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向城市转移,资源重新配制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就会减少。

 我国总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峰值,对整个经济增长影响可能更多显现在需求侧。需求侧的因素主要包括出口、投资、消费这三个部分,过去大家都叫三驾马车。我在这里把它叫三套车,三驾马车有些人理解为是可以拆分开来的三部马车,我强调三套车指的是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一部马车,这三匹马分别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第一,出口方面。劳动力短缺在未来将会无法避免,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短缺程度也将逐步加剧,工资上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企业成本会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将下降。第二,供给侧冲击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比较优势也弱了,这导致企业投资乏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是派生的,实体经济发展快,则基础设施投资意愿也走强,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减慢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会减弱。第三,我们最后只能更多地依靠消费需求。人口就是消费者的总和,人口增长快,消费增长也会快,反之亦然。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消费,老龄化程度越高,消费需求、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会下降。综上所述,这三套车的三个动力源都有弱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当我们人口转折的第二个转折点到来之后。

第四,发达国家老龄化的前车之鉴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大家都说日本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现在已经失去了30年。它失去的30年和失去的人口是密切相关的。1990年代初,日本跨越了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进一步下滑。2009年,日本的人口进入到第二个转折点,总人口出现负增长。随后日本经济增速、潜在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实际增长率进一步大幅度负增长。如今日本成为了一个经济长期停滞的代表。外界把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的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现象叫做“日本化”。长期停滞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我们用 三低两高来刻画它。三低是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速。两高是高龄化、高负债。

第五,从供需两侧寻找政策着力点

  总的来说,中国的生育水平不可能回到2.1这个更替水平,但是能够向它靠近,比如1.8,那就很好了。而且只要有靠近的趋势,多少都是有益的,都是影响未来的。我认为中央政治局做出的放开三孩的政策决定,是和配套支持措施并列的,因此我们下一步要做是必须使配套支持措施跟上,让三胎政策变成实实在在的有真金白银支撑的政策。
  无论如何,过去那种大规模的劳动年龄人口很充足的可能性是没有了。因此,我们必须解决经济增长本身的问题。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提高生产率。过去我们说福利国家的时候,都会说从摇篮到坟墓是一个养懒汉的体制,看上去好像公平了,但是牺牲了效率,其实不是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实际上代表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社会福利是在社会层面把人保护起来,不让任何一个人失去基本生存条件,能体面地生存。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不需要在企业层面保护任何东西,过剩的产能不需要保护,没有竞争力的企业不需要保护,过时的产业结构不再保护,过时的岗位也不需要保护。只需要保护人,这个保护人不在竞争层面,而是在社会层面。做到这一点,社会政策越兜底,大家才越敢于去创造性破坏,最后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国际经验,从人均GDP 1万美元到2万多美元这个区间,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最快的时候。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我们面临着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任务,这个任务既能解决后顾之忧,敢于生孩子;也能够解决共享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问题;还能解决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力驱动经济增长的问题;还能扩大消费,避免我们过早地受到需求的制约。更重要的一条,国际经验表明,初次分配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但是有极限,基尼系数0.4以下的有比较好的收入分配。归根到底是靠再分配,这个再分配就要体现在福利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所以,我们应该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更高的长期发展的框架下,看人口变化的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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