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现在仍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这是必然的吗？是自然增长率下滑所造成的吗？对此，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观点。10月28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行小型座谈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作了题为“对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几点看法”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如果早釆取较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我国经济未必会如此下滑。中国接下来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了会议。国盛集团原董事长、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张立平，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文贯中，花旗集团首席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研究部总经理张生举，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讲师郑义，国际金融协会（IIF）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青，上海时代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金晓斌，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明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普华永道资深经济学家赵广彬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讨论。以下是余永定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
一．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反思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意向目标，不应该建立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推算的基础上。事实上经济学家对所谓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估算是非常不同的，我认为这些计算方法并不可靠。我不知道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我认为我们只能用试错的方法，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看通货膨胀是否一步步上升，或者是否国债发不出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第二、长期因素不能用来解释近期经济表现。我们喜欢使用慢常量、长期变量来解释短期现象、短期问题，这是不对的，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我们经济增长的变化。
第三、宏观经济调控和结构改革并不排斥，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它是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东西，不存在矛盾的关系。比如说90年代，我们改革企业，有些企业关门了，工人下岗了，在经济增速高的情况下这是容易的，如果经济增速低，下岗工人到哪里去？所以，改革和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
第四、现在经济增速减缓是4万亿退出过快的后遗症。现在大家一说起4万亿就批评，当时的问题是出拳太快太猛，项目储备不够，把一些原先否定的项目拿出来投资了，但是这个大方向是对的。2008年中国GDP是4.5万亿，是日本的94%；2018年中国GDP是14.5万亿，是日本的2.65倍。如果没有4万亿的话，我觉得中国经济不会有这样的成绩。2012年以后我们出现了很多金融乱象，当时我去调研，了解到企业从银行拿到贷款后，政策又突然收缩了，很多企业资金出现困难，它要么搞民间借贷，要么想办法金融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是4万亿退出太早造成这样的金融乱象。我们在4万亿之后急剧收缩，这种做法跟西方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过早退出，是在内在的动力还没有生成时，外部的支持量就没了。好比你把病人送到了ICU，他还没有恢复，你就把氧气瓶撤了，他就只好慢慢挣扎了。宏观政策大起大落，变化太快，蜂拥而上、蜂拥而下，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反思的。
二、增长是硬道理
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投资，没有更好的选择。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货币政策不是很有效，其作用是辅助性的，主要是靠财政政策。有人说基础设施投资饱和了，没有什么可投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中国城市化仍有很大的作用。基础设施投资，不单是硬的，还有软的，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卫生、计生、文化、体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中国的基础设施需求是巨大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呢？通常有这么几条理由。第一，中国的财政状况比看起来的差，不像政府说的那么好。第二，公司债务过高，M2对GDP的比过高。第三，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会助长资产泡沫，减轻了改革压力，方便地方政府乱作为。每条理由我觉得都是不充分的，或者即便有这样的理由，也不应因此而拒绝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首先说中国的财政赤字，2018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 的2.6%，和其他国家比，中国还是很好的。中国的财政赤字包含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赤字。地方政府专项债现在是2.1万亿，如果把它算进去，大概是5%。如果再考虑隐形债务的话，那就高得多了，但这也不必夸大。因为隐形债务、或然债务并不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有些是政府要兜底的，有很多不是政府要兜底的。所以不要过高的估计，夸大它的问题。
欧盟认为欧盟国家应控制债务总额占GDP的比例不超过60%，赤字率不高于3%，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理论根据的。我们不应被这些东西过多地束缚头脑。我们的情况，哪怕是把刚才的数据加倍，甚至乘上三倍，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条件是要经济增长。所有负债都是要以经济增长为分母的，你减分子当然可以，但如果你减分子造成分母减的更多，这就适得其反了。而且，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净资产，其他国家政府手中一般是不拥有如此巨大净资产的。如果出了问题，我把资产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哪怕我们的债务占GDP的比跟别的国家一样高，但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它的两三倍，有什么关系呢？中国的储蓄率是高的，所以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只要有经济增长。
我们的公司债务确实比较高，应该想办法不让它继续上涨。但是通过给公司断贷，给企业造成融资困难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所以主要持有资产的形式是银行储蓄存款，在这样的情况下M2自然是比较高的。班农说美国50%的家庭银行存款不超过400美元，咱们家庭的资产主要是银行的储蓄存款，所以M2高是必然的。M2对GDP的比例高的国家，恰恰是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日本、中国都是比较高的，美国和英国也算比较高；印度、南非的比例是低的，它们的通货膨胀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并不是M2对GDP的比越高，通货膨胀率就越高，有的时候恰恰相反，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有问题的，问题不是太松，而是政策目标太多，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汇率、资产价格、金融稳定等。货币政策是管总量的，具体流向应该由市场决定，我把总闸门管好了，水往哪里流是由市场决定，不是由你决定的。现在的结果是造成了套利，银行把钱借给大企业，大企业根本不需要银行的钱，它就把钱借给其他的企业，最后还是到需要水的地方去了，但是增加了套利环节，提高了借贷的成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增长是硬道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套用这句话，就是“增长是硬道理”。特别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些时候我们不强调增长，但是在持续十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且还看不到下降尽头的时候，增长是硬道理！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强调增长是硬道理，否则的话中国的经济还会进一步下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而且由于贸易战的问题，我们也需要一个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