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依德:冲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海应吸引更多商业银行总部落户

【2019-03-22】

(该文刊载于 第一财经日报 2019-03-22,作者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最近有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新闻频频出现。两个月以前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最近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中,上海继续保持第五位。


上周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座谈会。这预示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进入快车道。为了更好地落实“三年计划”,我觉得需要进一步理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意义,消除一些模糊观念,找出差距、积极主动补短板。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最早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这个要好多年以后,但是现在就要做起。”

随后,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这一战略,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接着国务院发文,要求“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但我们时不时听到有一种说法:金融中心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政府定位,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市场经济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也曾有过,国外更是一直长期存在的。从邓小平的经历以及他的上述讲话来看,他无疑认为在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由经济规律促成的。

事实上,上海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中心,拥有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股市。背后的原因就在于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较为全面的经济基础、广阔的经济腹地以及人们愿意接受外来新事物的社会氛围。另外,今天的金融与一百多年以前不可同日而语,已经是受到高度监督的一个行业。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阿联酋政府大力支持和扶植的结果。因而,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既是市场经济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政策给予支持的一个国家战略。

关于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关系也有一些议论。纵观全球,无非是两种模式或形态,英国和日本是政治中心与金融中心合为一体,美国、德国则是政治、金融中心分别设立在两个城市。这都是历史形成的。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很难说哪一种模式或者形态更为优越。在中央定位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后,我们就应该心无旁骛地、一心一意地推进这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积极主动,找出差距补短板

多年来,由于市场本身的发展,也由于各方面的大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初具规模,上海正在成为全球金融机构最集中、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金融环境最友好的城市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上海距离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全球前十五大金融中心最新排名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义和功能来说,它是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资本可以自由地跨境流动,二是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要高度集聚。对照这两点,上海都存在着差距,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可以进一步努力的余地。

要求资本跨境流动除了我们已经做到的经常账户完全开放,还需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而后者现在尚未达到。这取决于国家在这方面的总体安排,可以预期,在短期内资本账户未必完全开放。尽管如此,资本账户开放还是会稳步推进,因而上海在这方面还是可以进行试点创新,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例如,现在的沪港通,即将试行的沪伦通等。

在这方面,离岸金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抓手。自由贸易账户(FT)已经具有离岸金融的因素。另外,可以大力推进OSA账户(离岸账户,offshore account),允许所有在上海注册的银行都可以开展这样的业务。离岸金融可以看做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过渡形态。美国、日本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之前都曾经搞过离岸金融。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

关于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高度集聚,我们要看到已经有大量的国内外金融机构集中在上海,特别是CIPS(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还有很多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等金融基础设施都已经设立在上海。但同时也要看到集聚的程度仍然不够,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这是上海一个薄弱的环节。

所谓“五大”或者“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仅有一家总部在上海,全国最大的十家商业银行,仅有两家总部在上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们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至少在短期是难以改变的。因而增加国有商业银行在上海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克服畏难情绪,吸引一两家总部迁到上海,或者吸引其某些功能性总部迁到上海。

现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既有区域性功能又有全国性功能,应该建议扩大全国性功能。毫无疑问,要做到上述种种,必须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大型机构的支持。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座谈会上提出,“恳请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重点金融机构给予大力支持”,这种积极主动的进取态度值得点赞。


做好自己的事,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

除了积极主动争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的支持以外,同样重要的是上海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营商环境,具体到金融领域就是金融生态,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是有交集的,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营商环境。

除了营商环境所包含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设立机构、审批行政的便利等以外,良好的金融生态还需要业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在当前特别要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的金融业态以外,还要大力发展新的业态,如金融科技、产业链金融等。在股市方面,除了科创板以外,还可以开始研究在上证所设立国际板,或发行CDR(中国存托凭证)的可行性研究。这些会对完整金融生态起到重要的作用。

金融生态对法律要求更高,可以说金融业于依法合规的要求是高于任何其他行业的。因为它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这方面除了建立金融法庭、制定和完善各种金融法律法规以外,还需要不断地对从业者进行合法合规和操守的教育。同时也要扩大对民众、投资者进行必要的法治教育,形成将遵法守纪视为美德、视为个人必备素质的社会氛围。

要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就要吸引各类人才,主要是金融人才,但也应该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人才。根据最近纽约公开招聘的一项调查,招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人才,人数最多的前三位都是金融机构。这就能看出科技与金融的融合趋势。对于金融人才,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到上海来,而且要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以及教育环境,应该继续建造和提供人才公寓。现在已经有政策允许粤港澳对于高端人才的境内外所得税差额进行补贴,上海也应该争取这项政策。

总而言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大目标早已确立,短期的行动计划也已制订,我们要做的就是对准目标,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施这个计划,就像邓小平曾经对浦东开发开放时讲的那样“要一抓到底,直到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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