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道 下半年中国经济支撑力:资本更开放、服务业和城镇化潜力转化

【2019-07-09】

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9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


在6月底召开的G20大阪峰会上,中美两国达成重启贸易谈判的共识,但谈判结果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在面临全球高度不确定性的形势下,中国经济增长迄今保持韧性,今年第一季度开局良好,6.4%的GDP增幅与去年第四季度持平,那么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将会如何?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进一步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如何统筹、平衡,以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7月5日,在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淳石资本支持的“2019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通过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把脉和趋势判断,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范式。


经常账户由顺转逆,需要资本账户更加对外开放获顺差弥补
从2012年起,“稳中求进”就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信心来自于不断赶超,那么2019年,稳健的意义尤其凸显。如何更好地把握稳与进之间的平衡和火候,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谋求各项改革的推进,尤需改革的智慧。

 
随着商品贸易顺差的减少和服务贸易逆差的上升,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逐年收窄。2018年一季度,经常账户出现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逆差。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分析,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角度看,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间实际上互为表里,前者的逆差往往需要后者的顺差来进行弥补,也就是说只要经常账户是逆差,资本账户就要是顺差。“因外部环境影响,未来经常账户有从顺转逆常态化的风险,对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需求也就成为必然。上述转变一方面要求我国未来加快金融开放,由此使得人民币国际化水到渠成地获得推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将会更多地暴露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之下。对于后者,需要我们在客观上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韧性,在主观上逐步适应以动求稳,而非以静求稳。”

 
近年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渠道不断丰富,各类跨境投融资活动日益频繁,这些都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的亮点。今年6月13日正式开板的科创板也是资本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下的重大举措。鲁政委提出,资本账户更多的开放,人民币汇率就要有更大的弹性。在资本更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需要利差稳定汇率,因此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何知仁(右)


占比50%的服务业将是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纵观近三四十年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三大重要变化:第一,世界每年货物贸易中的70%都是中间品,这意味着一个大产品大多由数个国家和企业共同生产;第二,跨国公司在全球作为主导地位的核心竞争力,从原来的资本与技术,转变为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管控能力。这一发展导致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对海关、贸易壁垒、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管理,逐渐趋向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第三,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三十。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是全球制造业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演变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服务贸易加速发展的结果。当前我国特别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包括发展跨境服务贸易以及扩大服务业开放、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利用外资等等,这些举措都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到的启示。

 
去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25313.3亿元,同比增长8.5%,服务贸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第三产业服务业将是当前乃至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何知仁表示,中国服务业将继续保持扩张趋势。从内因上看,成熟的经济体,其服务业占GDP总额约为70%至80%,比如日本、德国的服务业占比都在70%左右,美国的服务业占比高达80%,中国目前刚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外因上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制造业产生了抑制作用,更多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存在缺陷,才更需要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把蛋糕做大、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正是由于各国相互竞争加剧,科技进步与创新才会加速向前……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对中国来说,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外部压力所带来的机遇,或许这股“倒逼的力量”将促成中国完成良好的经济和贸易转型。


 
百余名听众聆听专家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探讨


提高国内回报率、把握城镇化增长潜力促进消费是当务之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鲁政委认为2019年经济总体上还是继续放缓的态势,“速度不代表什么,真正重要的是质量。”在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看来,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而传统的政策空间在变小,结构性改革在今年会有亮点,土地、人口、户籍方面的改革将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推手。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条提高国内回报率的办法,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效率、财政纪律。”陆挺认为,推动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中国城市群的发展很重要但也经常被小看,“中国投资回报率下滑的原因是,很多投资分散到三、四线城市,资源的配置效率比较低。突出以中心城市带动的城市群,以这个大方向作为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指引,相信我们的投资效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过去几年,房地产市场刺激政策主要针对三四线城市,但三四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市场没有对应的需求支撑。不难看出,中国近年来每一次的政策刺激拉动经济,根本上都是着眼于两方面——基建和地产,它们其实和中国的城市化都高度相关。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提出思考,“目前,中国的城乡差异仍然很高,而这个高居不下的差距显然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这需要通过继续推进城镇化来发挥,通过降低中国的贫富差距来促进消费。”


讨论城市化的进程,不能忽略时代因素的变量。万广华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完成城市人口从100万涨到800万,伦敦花了130年,班加罗尔花了50年,曼谷花了45年,首尔花了20年,而深圳只花了17年,新城市的城市化速度更快。另外,越是后发的国家其城市化速度更快,如城市化率从10%到50%,拉丁美洲花了210年,欧洲花了150年,北美花了105年,亚太地区花了95年,而中国仅仅花了61年,因此也不能完全以历史数据来推断现在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