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SDRF）和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于5月16日举办了“2018 SDRF—PIIE中美经济研讨会”。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郑杨在主旨演讲“上海的金融开放”中介绍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表示上海将继续推出更多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项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先生发布了基金会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Nicholas Lardy，原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彼得森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高级研究员Robert Lawrence，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明棋，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等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和防范”两个专题进行发言和讨论。以下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的后果及影响
徐明棋先生在“美中贸易失衡问题及其再平衡的路径”发言中指出，美国对华贸易的顺差、逆差不断加剧主要的原因是，从经济学来说有共识的。首先是因为美元是一个国际货币、世界货币，必须不断增长供应以使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能够顺利进行。其次，美国经济长期是由消费推动的，国民储蓄率是非常低的。再次，美国跨公司到全球投资生产，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导致以海关数据统计的国际收支失衡，对美国来说逆差进一步加大。当然，中国方面也存在一些原因，包括很多产业还没有完全真正地开放，重商主义思维依然存在，在经济增长上有比较重的追赶意识等。要实现双赢而不是双输，就需要双方坐下来谈判，找到能够削减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并制定出相应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进一步增加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出口（包括服务贸易）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双方现在就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接下来有望通过具体的谈判逐步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
Robert Lawrence先生在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言中，从政治经济角度的进行了分析。从传统上来说，美国使用的是一个基于规则导向的体系。但特朗普总统发现规则导向的体系不利于他们时，就开始采用单方面行动，在规则之外去行动。世贸组织的做法和规范被破坏是因为美方的行为，而中方对美方的回应又进一步破坏了其中的规则。但其他国家仍表现出对于这个基于规则体系的信任，他们还是会遵守这个体系的规则。所以即使美国退出了TPP，其他国家还是继续遵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规则。美国对于与中国的争端，应该去探讨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是在区域或在WTO去协商这样新的协议，由此更好地运行以规则为基准的体系。
邵宇先生作了“逃逸三重修昔底德陷阱”的发言。他认为，所谓全球化，特别是上一轮全球化，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3.0，这是由美国领导的、中国加入的全球化过程。它不复杂，美国有资本、技术，中国有劳动力，全球有市场，最后制成品的组装都由中国来完成。别国的大量美元通过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的方式回到了美国的市场上，即发展中国家用大量的储蓄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繁荣，成为其长期信贷的来源。对于有些人提出的“中美修昔底德陷阱”，邵宇认为，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之间现在的困难恐怕过于乐观。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在同一制度下的雅典跟斯巴德之间的权利冲突，但是中国和美国不光是权利冲突，还有体制和文明的冲突，是三重的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我们需要极大的智慧、耐心使中美在各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寻找更大的利益公约数，使双方能够脱离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彼得森研究所的Mary Lovely女士在“海外对华高科技产业投资”发言中指出，从高科技的产业角度来说，中国的目标是要实现高质量的高科技发展以满足人民需求、有更好的薪水和更好的环境保护，美国则担心他们的薪水停滞以及失业率的上升。对于中国的高科技公司，Mary Lovely做了一个深度的观察，从数据上看高科技产业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她观察的结论是：第一，中国高科技产业未来是很乐观的，但它将是国际冲突日益增多的根源。第二，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的外国资产占比正在迅速下降。第三，中国出口中的外资占比已经下降，外商独资比例回到2002年的水平。
第二、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和防范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先生在会上发布了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报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从增长速度、结构、风险几个角度介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第二，集中分析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第三，按照区域、国家，对投资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四，对防范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提出建议，既包括对政府的建议，也包括对企业的建议。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何知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风险及其政策含义”发言中继续介绍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该报告主要是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识别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当中的风险，二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怎样防范这些风险。基金会设计了调查问卷，向国内的一些专家、研究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做了调查，调查结果和基金会的分析是相当一致的：在中国的ODI中，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政治风险。对于如何防范止风险，报告建议中国政府鼓励私人ODI咨询公司的发展以帮助投资者减少在ODI项目执行之前的信息不对称并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式来支持ODI，并强烈建议投资企业认真学习当地的相关法规，还要制定一整套的战略去追踪和处理基于特定国家行业的风险。
Nicholas Lardy在“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发言中，首先分析了安邦的案例。他认为，安邦做了很多的远期投资，但使用的却是短期的资金，所以政府禁止安邦销售3个月的产品后，安邦的流动性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安邦所开发的这些产品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货币的不匹配问题。关于“一带一路”的战略，他指出其中的投资不是从外界来的，主要是中国的信贷提供给各国的项目，并且缺乏透明度。
绿地集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王晓东在“我们海外投资的目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发言中介绍了绿地集团的概况、目前在海外的布局、走出去的动因、新形势下绿地海外投资六个特点等。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风险是需要中国企业特别关注的：第一是市场变化的风险，包括进入的时机是否正确。第二是市场的容量的风险。第三是汇率变化的风险，对资金非常密集的投资来讲，汇率的微小波动都会对企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第四是管理的风险，包括大规模投资怎么进行管理，以及中国的团队怎么与当地人融合的问题。
彼得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olas Veron在“欧洲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看法”发言中指出，欧洲和美国对ODI的开放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欧洲有一个单一市场的框架，即在一个欧洲国家进行操作，你就可以在其他欧盟国家进行销售。一家中国企业在一个成员国中有经营，它不仅仅是说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是给全欧盟的公司提供服务，这对中国来说一个非常有利的市场。不是说欧盟就没有歧视了，但是它有单一的法律框架在理论上去减少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中国的企业要想在欧洲实现并购，不但要符合欧盟法律的规定，而且要符合那个国家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