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

【2018-04-10】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4月9日举办了第138期上海发展沙龙,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先生作了题为“处于战略调整期的中美贸易关系”的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第一、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趋势
1.全球经济“再平衡”
(1)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失衡”后的“再平衡”,不能简单地把美国采取的“美国优先”做法情绪化地判断为“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
(2)造成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失衡的原因既有行业层面的技术原因(制造业分层式生产、全球供应链区域和地区的集聚布局等),也有工业化知识全球化本身特征的原因,因此具有必然性。
(3)2005年以后,由于G7向中国制造业的集中转移,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对中、日、韩、德,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中美经贸关系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焦点。
 2.创新知识全球化方兴未艾
(1)由信息技术重大突破所推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应用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浪潮,在创新领域正在大量出现类似制造业领域全球价值链的创新全球化模式。
(2)数据正在逐步替代商品和资本成为创新全球化的载体,政府在边境和边境内监管如何适应创新全球化载体的这一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主要经贸大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3)制造与服务融合,特别是智能制造与数字服务融合使无形的知识价值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这种变化已经越出传统经济统计理论、统计技术和统计方法力所能及的范围,为此,政府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3.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
(1)在要求调整全球生产和贸易布局的政治和市场力量的压力下,近10年来,处于经济全球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之间分歧巨大,WTO多边贸易体制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将在主要经济贸易大国的双边博弈过程中逐步实现,这一过程无疑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     
(2)当前,构建能适应创新全球化的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条件尚未成熟,与此相关的实践、知识和理论还刚刚进入储备阶段。特别是,创新全球化力量已经逐步脱离传统边境措施管理范畴,这使得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在知识与经验上面临颠覆性的挑战。
(3)创新全球化对缓解经济全球化“再平衡”压力的作用目前还十分有限。在短期内,不可能像过去30年一样,再出现依靠诸如WTO那样的治理制度创新的“红利”来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因此,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过程将会显得倍加艰难。

第二、美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重大转折的战略及策略
基本策略1: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
从处理对外经贸关系的战略层面上来看,特朗普政府重新强调作为《1930年贸易法》核心的“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放弃了自GATT体制建立以来历届美国政府身体力行的“基于普惠的自由贸易原则”。特别是应该指出的是,从最近美国处理对钢铁和铝产品的232调查的手法来看,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基于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主要用于其所认为的志同道合的伙伴(盟友)。正如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的那样:“我们必须保护并建设我国的钢铁和铝产业,同时对那些在贸易和军事上都公平对待我们的真正朋友展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合作。”
基本策略2:基于主权的国家安全原则
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在2018年的美国总统贸易议程中,特朗普强调:坚定捍卫美国在贸易政策中的国家主权,因此在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中,严格执行并在各种场合捍卫美国贸易领域的法律将成为首选。特别是应该指出的是,从最近频繁对我国启动投资安全审查、加速推进CFIUS法案等动向来看,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基于主权的国家安全原则”主要用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所谓战略竞争者。
基本策略3:保护和促进创新基础的原则
知识创新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国家安全报告明确提到美国要保持在研发领域的领先地位,保护美国经济免受不公平获取知识产权的竞争者的损害。在这个报告中,美国新设了一个名词,即国家安全创新基础(National Security Innovation Base)。美国要保护和促进这一基础,将其上升到了影响国家安全的高度。最近美国对中国启动301调查说明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中国视为威胁其国家安全创新基础的主要战略竞争者。

第三、进入战略调整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观察中美经贸关系应该避免的几个误区
(1)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不是特朗普个人的竞选策略,是美国基本国策的重大转变,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
(2)把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在美国国内有一定的民意和政治基础。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和一部分新兴国家间的“统一战线”正在形成。
(3)美国采取的纠正贸易不平衡的边境贸易政策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手段,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定位为“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把中国排除在以创新知识全球化为基础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进程之外。
2.中美经贸战略碰撞的三种可能后果
(1)中国与西方国家达成全面妥协,以当年加入WTO的方式重归由西方主导并重构后的全球多边贸易投资规则体系。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今非昔比。
(2)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中国作为特定经济制度的经济体被歧视性地对待。这也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这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不符。
(3)中国和西方国家长期处于“斗而不破”的状态,但各自按自身的全球化理念,通过双边、多边、区域等各种FTA的方式、争夺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我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最大。
3.关于处理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若干思考
(1)以平常心处理目前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求一战决胜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采取过激的反制措施,避免授人以柄;适度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避免使WTO争端解决机制成为争辩中国是否是“由国家驱动的混合体制”国家的论坛。
(2) 把19大报告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条重大举措放到经济全球化处于重大转折期的大背景中去落实,以切实增强我国在应对中美经贸关系战略调整和参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的“软实力”。
(3)克服在过去20年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对外开放的思维定势,要从创新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长远视角来设计我国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特别是,对我国在信息革命和互联网经济时代应采取何种对外开放战略和策略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因为这才是决定中美“贸易战”最终胜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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