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美国智库对中国现状的观察

【2017-08-30】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于828日举办了第131期上海发展沙龙,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先生作了题为 “美国智库对中国现状的观察——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的精彩演讲 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第一,西方观察中国的几个理论模式

1、 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所著的15卷《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之谜”——“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发生?”——引起各界关注。对此问题的一般解释是,第一,“重文轻技”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科学规律探索的兴趣;第二,“重农轻商”的政治和社会文化,使商人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权利,“商人没有上升到掌握国家权力的地位。”中国的行会也不如欧洲行会有势力。

2、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

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鼻祖”。他提出“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 ,认为中华文明是一种内向型大陆文明,以调合与折中精神为著称,其特点表现为官僚结构顽固的惰性、农业耕作传统的迟滞、资源的自给自足、文化的保守自信、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结论是:中华文明缺乏内在的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只能在西方巨大冲击下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往往是顽强的抵触与排斥,由此而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3、鲍大可的“中国崛起的内原因”

鲍大可是美国当代汉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与费正清和施乐伯并称为美国的“三大中国通”。他是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对中国“接触”战略 (“围堵而不孤立”)的制定人,90年代对中国崛起的前瞻性预测赢得江泽民、朱镕基的赞誉。鲍大可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由于其内在的原因。

这些解释的模式是否仍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李成博士对此进行了研究。

第二,当代中国精英动态更新机制

李成博士建立了中国精英数据库,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分析,研究快速有规则更新的中国政治精英,以及划时代崛起的精英群体(技术官僚、企业家群体、法律专业人士)。

他的研究表明:中国领导人(中央和省级官员)接受大学教育比率,在2002年已经接近100%。技术官僚(受过科学技术教育,从事过工程师、科学家工作,担任领导职位)大量产生,省部级领导人中的技术官僚在1997年达到70%的峰值,之后则有大幅下降。1997年后,获得法律或社会科学学位的官员,以及来自企业(国企)的官员,比率大幅上升。“重文轻技”,不再是中国社会的特征。

近年来,以企业家经历为主的省市委书记、省市长崛起。民营企业家也冉冉上升,中国私营企业的快速增长,2017年全球100个最有价值的科技品牌中上榜的中国品牌有16个,包括阿里巴巴、华为、腾讯、京东等。“重农轻商”,在中国社会已成为过去的记忆。

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技术(知识)精英之间流动频繁,具体表现为:

“下海”:政治干部转为企业家。

“知识化”:技术精英转为技术官僚(政治精英)。

“知本家”:技术精英转为企业家。

“弃政从文” :政治精英转为知识精英。

“三个代表”:经济精英转为政治精英。

“旋转门”:政治精英转为知识精英,或知识精英转为政治精英。

EMBA”: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技术精英的互换和强化。

第三,结论

李成博士通过上述对当代中国精英的研究,得出以下的结论:

1、“李约瑟之谜”的终结。

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技”和“重农轻商”已得到彻底改变,技术精英、知识精英、企业家地位空前提高,并大量进入领导阶层。

2、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的落幕。

中华文明不再仅仅是内向型的大陆文明,而是积极拥抱全球化;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劲的内在动力,而不仅仅是对西方的冲击做出被动反应。

3、鲍大可“中国崛起的内原因”的验证

中国崛起的主要在于其内在的动力,并且正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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