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9日，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钜派投资集团支持的“2016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全球动荡中的中国经济”研讨会顺利落下帷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特约研究员刘海影等出席本次研讨会。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兼首席运行官祝宪为会议作出主旨演讲。以下是会议的主要内容。
祝宪：金砖银行在上海落户的一年中已完成三个任务
祝宪认为，从二战结束以后，整个的国际经济治理是以发达国家特别以美国的主导下治理，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区域性的开发银行等遵行的规则和实践都不适应今天变化的形势，也不完全符合异军突起的金砖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话语权。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砖五国提出建立自己的多边金融开发机构，使战略性目标更好的扎根于发展中国家，针对各个国家的国情对症下药。金砖银行落根在上海已经有一年了，在五个成员国支持下，这一年大概完成了三件事情。第一，制定了金砖国家银行的第一个管理团队。以印度的行长和四个来自于其他四个国家的副行长组成了管理团队，进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工作。第二，制定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的内部工作计划。金砖开发银行批准的第一批项目将落户在中国上海，是一个可持续的能源项目。第三，金装国家开发银行的第一笔五年期的30亿人民币债券在上海银行间市场成功发行，发行的票面利率基本等同于中国的国开行，金砖银行会利用这笔资金进行第一批项目的投资。
祝宪表示，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实施。金砖银行希望在未来能作为一个媒介，和“一带一路”的发展国家进行有效的合作。
魏建国：全球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尚未到来
魏建国表示，全球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尚未到来，原因有三点：第一，全球经济失速的危险增长。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时刻，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GDP增长为6.7%，作为经济的正能量由大变小的同时，被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巴西、南非等经济体的增速下滑，经济衰退所抵消，不仅是抵消，甚至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连累。第二，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太多，投资继续下降。贸易和投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但是目前这两个引擎都在回落中，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以更快的速度抬头。中国不仅要面对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而且还要面对来自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说腹背受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当前我们全球在提出解决点危机的理论创新上面，丝毫没有任何进展。从全球发展的历史来看，当前最主要的，我们一定要解决真正危机的方案，马克思说过，一切危机真正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民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这是马克思对最初的经济危机找到的理论，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我们真正的解决方案。
张燕生：中国和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五个问题
张燕生表示，目前中国和世界经济所面临的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前的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英国的脱欧投票，有52%的投票人选择离开欧洲。如果全球化也做一次投票，去全球化的投票有没有可能等于或者大于52%？第一次去全球化的结果是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第二个问题，国际贸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不是熄火了？过去的五年，国际贸易的增长率是低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未来的五年全球贸易的形势仍然会不容乐观。第三个问题，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正在发生新变化。去年全球的资本流动金额有1.7万亿美金，仍然低于2007年的1.88万亿美金，也就是说危机过去了七年八年，但是全球资本的规模还没有恢复到危机前，但是去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金额达到了384亿美金增长了4倍，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达到了936亿美金，也就是增长了90%，而流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达到了735亿美金。第四个问题，世界新经济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1990年在IT革命的作用下，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国际资本迅速流入中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过去35年，2.77亿农民工进入到非农产业，有1.7亿农民工进入到城市，我们把握住了IT革命的国际工序分工的机遇。这之后的新一轮革命即将到来，过去35年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简单模仿抄袭山寨的时代结束了，我们的产业结构必须走向中高端水平。第五个问题，全球过剩的产能正在加大。我们能不能用这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我们当前产能过剩的困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大的挑战
徐明棋：英国脱欧对国内及世界负面影响
徐明棋认为，脱欧对英国国内的影响最关键的是，国内的政治陷入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不同政党内部有脱欧与留欧的争斗，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乘机要求独立公投。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遭到削弱，脱欧之后伦敦对到英国来工作非本土居民的包容性会下降。
徐明棋认为，英国脱欧对欧洲经济的影响也是负面的，欧盟内部本来好不容易平息了难民的危机，进入脆弱的复苏阶段。英国退欧会导致欧洲去一体化，欧盟内部的很多构架，各种各样的机制在英国脱欧后的谈判过程当中遭受很多的负面冲击，需要谈判的项目很多也很复杂，涉及到大约五千项。退欧谈判的不确定性和艰难性将导致市场动荡以及对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造成冲击，导致欧元随着欧元大幅度的下降，主导的产业信心指数也在下降，欧盟整体的经济景气指数，随着退欧也是大幅度的下降。
李迅雷：GDP回落很正常，更应关注结构性问题
李迅雷认为，今年上半年GDP虽然实现了6.7%的增长，但更为重要的是从从投资、消费、出口的角度进行结构分析。
第一，从投资来看，2012年之后民间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原因主要与投资回报率过低有关，民间投资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较大。而基建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今年上半年的增速都超过20%，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都是反向指标，目标是为了稳增长。在货币放水的过程，中国居民部门加杠杆现象突出，居民债务占GDP比重超过40%。企业杠杆率也非常惊人。直至2016年3月末，国有企业总负债余额为81.2万亿，资产负债率为66.3%。按目前M2的增速，到2018年，M2规模将达到200万亿，到2021年，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超过GDP，目前的经济模式下货币扩张已经很难收缩。另外，我们的资本形成占比过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全球占比是21%，我国是42%，说明对投资的依赖性非常大。
第二，消费增速缓慢下行，这其中传统消费（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回落，但是新兴消费（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崛起比如网络消费的占比在大幅度上升。
第三，从出口数据看，上半年出口64027亿元，下降2.1%。其中，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部分产业转移，及全球经济总体低迷的影响，加工贸易的比重大幅下降，降至43.6%。
基于此，李迅雷指出，2016年全年GDP增速估计为6.65左右，但要以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居民和企业部门加杠杆来实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此，从结构改革的角度来看，应该说GDP回落反而是一个好现象，一个正常的现象。
韦森：目前合宜的宏观政策不是保增长，而是避免大萧条和长萧条
韦森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就是，经济潜在增长率在逐步下移，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通道；资产回报率降低，2014年后A股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持续下降，而中国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出现负增长；2011年以来，银行实际利率一直高于中国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每次危机都伴随着公司利润率下降；各行各业产能过剩，靠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和西部发展来维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可能是“望梅止渴”。
对此，韦森表示，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末期，1. 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中国的宏观经济下行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要再期望维持7%以上的增长率，且从大的范围的世界经济史来看，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台阶。2. 中国经济体内可能已经存在巨大的“信贷泡沫”。在各行各业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或者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要提醒预警中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风险。3. 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再是保经济高速增长，而是尽量避免因巨额投资和银行负债而可能的长期经济箫条。
刘海影：经济增长速度与过剩产能程度密切相关
刘海影指出，2015年起人民币持续贬值，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4万亿美元跌到3万2千亿美元。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看，贸易顺差呈现衰退式扩张，即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中国内需萎缩速度，高于全球需求萎缩速度，导致了贸易顺差的扩张。而资本项下，FDI大幅下降，在2015年之前五六年间，FDI每年的净值大概能达到两千亿美元，而去年下半年，FDI净值跌到70亿，到今年一季度是负数。同时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也出现了大幅减少。巨大的资本流出，充分抵消了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降低，而资本流出的背后，是资本回报率降低的事实。
资本回报率降低，可以认为是前期过度投资刺激的结果。由于在投资建设期，投资影响主要体现在需求侧，产生（上游中间品）设备需求和（工人）消费需求。但到了项目投产期，此时产能释放，需求和供应是相等的，边际需求就会消失。如果项目成功，所形成的是有效资产；而一旦项目失败，无法获得合格投资回报，债务无法还本付息，与产能相比，项目能够支持的需求不足（员工工资、企业利润），所形成的是过剩产能。我国2009-2012年4年投资完成额116万亿元，被称为“前期刺激消化”，而2013-2015年3年投资完成额为152万亿元，未来需求相对（过大）产能而显得不足的情况将会继续恶化，投资回报率在需求不足之下将会继续降低。
最后，刘海影认为，中国的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和庞大贸易顺差现象并不表示投资刺激的力度不够，而是表示前期投资规模过大，释放的产能过大，无法被需求匹配。继续维持目前的投资刺激有助于维持经济增速，但下期需失衡的情况会更加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