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2017年全球经济的观察之“确定和不确定”：
全球经济整体低位运行是确定的。朱民表示，2008年金融危机把全球经济从原有轨道平行地移到了一个低的均衡水平。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投资急剧回落，贸易增长速度罕见地低于经济增速，全球资本流动速度放慢。同时，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和实际利率水平持续下滑。他通过一系列数据指出，未来的潜在增长水平也在下降。朱民认为，美国选举的新任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也是确定的。在竞选中特朗普讲到了无数关于经济增长的承诺，其中有三条是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实施的：减税、贸易保护主义和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随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将如何实施给我们带来了不确定。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任何听到的消息或者他的计划来说他会怎么实施他的计划，怎么税改，怎么进行贸易谈判，怎么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这个产生的巨大的猜疑，所以市场开始猜测，市场开始波动。
特朗普当政，因为他要财政赤字，追加债务上限，并将在2017年3月15日要求国会批准提高债务上限。这又是一次政治较量，能否通过？朱民表示，这样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经济金融走势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产生。同时，美国国经济的波动对全球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经济增长的波动也会加大，这个是确定的。朱民认为2017年市场的经济增长的波动加大是必然的，只是不确定的是不知道它会加大多少，什么时候会发生。对中国的经济和企业来说，因为美国在需求端，当美国需求端起来的时候，中国是在供给端，供给端才刚刚跟上，有一个扩大效应，因为特朗普很可能不持续，所以美国很可能会经历一个美元强，增长强，美元跌，增长跌的时期。如果中国的供给端仍然在继续往前走的话，就会处于非常低位的运行。
蔡昉：两个“L”型轨迹—中国经济增长近中期和远期
蔡昉表示，中国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时期，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也构成了很大的不一样。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说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的说法—“V”和”L” 。他认为，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字型的宏观经济复苏；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大写“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
蔡昉这样解释，首先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复苏，是我们供给侧的原因，而供给侧主要来自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口红利这种不可逆转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指望什么呢？我们提出了“L”型，第一个是近中期的，短短几年的“L”型，蔡昉认为是可以期待的。我们近期在“十三五”时期可以追求可以期待的“L”型是我们的第一个中近期L型。就是有下限不要突破，上限也无须突破。 2015年的时候靠近了上限的水平，所以它提出了中近期的“L”增长速度。这个要求是什么呢？我们假设今年是6.7%，从明年开始“十三五”时期的后四年保持每年平均6.5%的速度就可以了。我们也知道第一保持了这个速度我们就可以形成了第一个“L”型。第二，保持了这个速度就可以实现按照十八大要求的在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要求。设上限是为了不要突破潜在增长能力，生产能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劳动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导致周期性失业。
什么是长期的“L”型轨迹？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越是改革推进的更好一些，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就稍微慢一些，和缓一些，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特别是我们这一代出生的孩子长成劳动力的时候，人口结构会改善。因此会形成一个大写的“L”型的形状。而唯一的来源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蔡昉指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三去一降一补”、教育与培训改革、生育政策调整来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他的研究中的测算显示，如果中国经济未来真是按照这种情形走的话，2022年人均GDP可以达到12600美元，是目前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最后蔡昉强调，无论是短期的“L”型轨迹，长期的“L”型轨迹都得靠改革，不能靠刺激。改革的红利是真金白银，而只有改革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祝宝良：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展望
明年仍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底部。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分析工业品价格上涨有没有可持续性。工业品价格上涨有“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也有“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因素。比如，供给侧改革中的煤炭去产能对煤炭价格上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稳定需求侧的汽车购置税减半政策也是油价趋稳的重要原因。但是，人民币贬值和货币供给增加同样也是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原因，而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去产能方面，目前的改革主要在于钢铁和煤炭行业，有色、造船等其他好些行业同样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去库存方面，今年的房地产去库存主要是通过货币供给和部分城市的土地控制实现的，没有真正从结构侧改革来实现去库存；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可能大于“挤入”。
因此，按现在的政策预计，明年中国经济会继续下行，估计下行0.3-0.4个点左右；中国经济还没有到底，至少还需要2-3年时间。明年的政策取向中应该把防金融风险提高到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PPP、减税等措施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而货币政策略微收紧基本维持中性。
李迅雷：2017年经济走势基本判断
2017年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减速。长期趋势上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短期来看，今年的经济增速主要依靠投资支撑，而投资主要依靠政府加杠杆——基础设施投资和居民加杠杆——房地产产业和汽车产业。明年政府可以继续加杠杆，但居民加杠杆难以持续。消费基本中性，明年估计与今年持平。出口今年已经是负增长，但我国出口已经占全球的14%，继续提升具有很大难度，明年出口增长对GDP的拉动仍然不容乐观。明年，GDP增速或降至6.3%。
但中国经济依然还有动力。首先，我们目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低估的。目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应该是21%。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的居民杠杆率是55%，目前是43%。因此，目前我们的房地产风险并不是太大，仍然还有空间。其次，人口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转移将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目前我国的大城市化率也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
明年最需要担心的是金融风险。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钱放多了，因此从长期来看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是存在泡沫的。如果一个市场存在泡沫，那么其它市场肯定也是有泡沫的。因为货币是可以流动的，而我们又存在“资产荒”。去年我们释放了股市泡沫，今年我们也已经开始压制房地产市场泡沫，明年我们最大的金融风险在于汇率市场。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货币相对美元是要贬值的，并且不管是从通胀角度来看，还是从货币发行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都是存在高估的。从短期来看，全球流动性拐点已经出现，利率开始上行，对人民币汇率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王庆：辨析去杠杆
对于近年来快速攀升的杠杆率问题，从资产负债表两端来看，债务上升的同时，资产上升得更快。通过“杜邦方法”对杠杆问题的辨析，债务问题其实是资产质量恶化的问题，而资产质量恶化具体表现为资产周转率的下降和销售利润率下滑；同时，资产负债率上升也跟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周期密切相关，我们的金融资产周期和经济周期不同步，金融周期很长，而经济周期比较短。因此从前瞻性看，尽管我们提出了去杠杆的问题，但杠杆率还会上升，因为金融周期的拐点还没出现。
另外，全面分析杠杆率问题，还需具体分析储蓄率水平和资金来源结构，债务的融资结构。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贷存比并没有超过100，中国的债务形成主要是银行存款，不大依赖资本市场，不太容易触发债务危机。但是，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入，银行负债结构，尤其是中小银行负债结构日趋多元化，资金来源也越来越短期化，债券风险隐患也会增加，但是现阶段还不是问题。
因此，总的来说，对于杠杆问题，与其说是绝对水平问题，不如说是上升速度问题；与其说是总量问题，不如说是结构问题；与其说是负债问题，不如说是资产问题；与其说是资产回报问题，不如说是债务资金性质问题。
王涵：政策“再平衡”
2016年经济回暖的主要原因在政策。对2017经济预期保持相对比较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是政策面临多方面“再平衡”压力：
首先汇率政策的再平衡。从特朗普的财政刺激看，贸易保护将是阻力最小的选择，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宏观环境。这种情况之下明年汇率是否有较大贬值压力，还是收紧货币政策，确保汇率对美元不会过多贬值。因此从汇率政策面临再平衡的压力。
第二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再平衡。今年9月份以后PPP除库速度显著放缓，原因可能是对项目的审批力度的加强，或是项目储备的减少。若延续现在的速度，明年PPP的项目增长幅度可能比之前市场预期的规模（20万亿）低不少。
第三是房地产政策的再平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明年面临的问题将是一线城市的供给不足，因为政策选择时人口和土地供给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以上海为例，上海目前的政策是2040年前人口不增长，这意味着土地供给指标上不来，价格就会涨，但是反过来意味着在政策层面上对房地产可能加强调控，从“去库存”到“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第四，通胀预期导致货币政策再平衡。今年的情况是，经济没有反弹，但价格的反弹超过的基本面，且商品的波动率大幅上升。
第五，去杠杆导致金融监管政策的再平衡。目前企业持有现金和金融资产比例快速上升，且金融体系杠杆率加速上升，都引发政策担忧。
因此，最后的效果将会导致金融和实体投资回报率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