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第122期沙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先生作了题为“8.11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演讲。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余永定先生从美元供求的角度，论述压低美元价格并将其维持在一定水平上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央行干预，为了维持6.5的水平，央行提供美元，意味着央行使用了外汇储备，增加了供给，使供给和需求相等，虽然稳在6.5，但这不是市场的均衡，是干预下的均衡。第二种方法是加强资本管制，它也能维持较低的价格水平。
余永定认为，选择加强管制也许是更好的办法。但资本管制本身有很多副作用，是不得已而为之。减少资本管制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让汇率浮动，汇率越有弹性，它对资本流动的抗击能力就越强。
余永定赞同“中国经济基本面不支持汇率长期大幅度贬值”的观点。他认为现在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但我们应该克服贬值恐惧症，并且目前贬值是利大于弊的。现在其他国家都拼命地公开或者暗地贬值，唯独我们自己说不贬值。我们得到了美国的称赞，美国知道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它是否符合中国利益呢？其次，如果允许人民币贬值，把资本转移到国外的成本就会更高，这样能够抑制资本外流。我们对汇率贬值冲击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和过度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个国家有大量经常项目的顺差，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府，同时其汇率发生大幅度贬值的情况。
余永定指出，人民币加入SDR后，钉住一篮子货币而不是某一种货币（如美元）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我国的竞争力，不会由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相对变化而造成麻烦。
我们称中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而根据IMF的政治报告，现有的汇率制度没有这一项。自亚洲金融危机到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传统的“钉住美元”。之后我们和美元脱钩，实行的是“爬行钉住”。2010年6月之后，我们开始实行“类爬行钉住”。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除了瑞士）和所有重要发展中国家（除了阿根廷）全部实行的是浮动制度。只有发展中的19个小国（如牙买加、伊朗、安哥拉）实行“类爬行安排”。余永定表示，以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该与他们为伍。
关于“8.11”汇改，它的要点是：参考收盘价决定第二天的中间价；日浮动区间正负2%。其政策目标是恢复稳定，但是没有明确的干预规则。这是迈向浮动汇率的重要一步，可惜因担心人民币贬值失去控制，该价机制仅存在三天。
2016年2月之后，央行明确宣布实行“收盘价+24小时篮子货币稳定”的定价机制。新的汇率机制有一定的成功之处：首先，放慢了人民币贬值的速度；其次，大大增加了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不可预测性。余永定认为这是战役上的胜利，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汇率比较稳定和人民币贬值速度下降主要还是资本管制强化和美联储升息推迟的结果。他表示，新的汇率机制可以持续，但条件是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愿意使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且实行并强化资本管制。而汇率制度无法同时解决“四难问题”：汇率稳定、保住外汇储备、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适度开发（或维持适度的资本管制）。货币当局必须在四个目标中选择三个，或满足于达成某种折衷。现状是：已经做到了汇率逐步贬值，代价是用掉了8000亿美金外汇储备；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了影响；资本管制的强化已经影响到正常跨境流动。另外，SDR入篮可能迫使我们开放跨境套利以消除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和在岸的银行间市场即期汇率间的汇差。
最后，余永定强调汇率的市场化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汇率的稳定是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汇率的风暴还会重来，关键是不要失去风暴暂时平息时推进改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