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3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发展》杂志社合办了2016年第4期系列座谈会——改革和经济增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分别作了引导发言，参会嘉宾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上海市政府参事左学金，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权衡，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研究部总经理张生举，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张广生，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涵等，会议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演讲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余永定：目前我国经济的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
余永定表示，目前国内一部分经济学家以林毅夫为代表，认为中国潜在的增长速度是8%以上，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他自己在内，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7%左右。为了判断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在潜在增长力之上还是之下，我们先应该用CPI、PPI、GDP deflator三个主要的物价指标衡量一下。CPI最近一两个月接近2%，但是核心CPI只有1%，如果核心CPI是1%的话，一般来讲我们的经济属于通货收缩状态，因为CPI是容易高估的，它没有办法反应质量的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PPI更明显已经是51个月的负增长。GDP deflator去年是负的，今年第一季度是微正。从物价的指标来看，不能认为中国的经济运营在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上，或者高于潜在增长速度，我们只能认为它是低于潜在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除了这个指标，我们要看失业指标，当然在中国失业指标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看企业的设备利用率问题，我国平均的设备利用利用率67.8%，低于70%，正常情况下美国是80%，日本是83-86%，所有这些数字都给了我们强烈的信号。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经验证明，只要中国经济处于不景气的状态，中国的进口肯定要进一步下降，相比出口肯定是要上升的。我们去年的进口绝对值减少13.2%，这也是中国经济运行的潜在经济增长之下的一个明显表现。
余永定认为，我们目前不应该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对立起来，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结构性改革，这不仅仅存在供给方，同样存在需求方。我们应当注意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如果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善我们的投资结构，多在创新科技方面投资，人力、设备的投资等等。
田国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
田国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都是缓慢下降，但是我们的实际生产率这两年下降的比较快。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压力重重：实体经济整体疲弱，更严重的是社会大众消费投资都信心不足，表现在消费信心下降明显，民间投资出现断崖式增长下滑，商业银行坏账大幅度上升。国有背景的投资却由于贷款可得性即使在去过剩产能去库存的任务下仍然出现爆发式增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用要比2008年4万亿差很多。并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美联储加息周期的临近，以及中国要素比较优势的丧失，使得外企的外迁势头也显著扩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风险日益加剧。
田国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深层次市场化制度改革为内涵推进。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发展必须注重两个逻辑：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否则会造成各种问题和危机，其关键是政府的定位必须恰当。建立一个维护、服务型有限政府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在托底的前提下促进结构性改革
在演讲之后的讨论中，与会者从维持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的各个维度进行讨论，虽然各方说法不一，但是最终达成的一致看法是：我们应在经济托底的前提下促进结构性改革。目前我国产能过剩严重是因为房地产投资太多，房地产投资在GDP中的比例是14%，这个比例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今后的发展不能再依靠房地产。消费方面由于劳动收入的占比还是比较低，不可能上的特别快。我们今后投资的重点一定要在基础设施上面，对经济托底的基础上加强结构性改革。
姚余栋认为，目前我们应保证中国经济处于合理区间，防止大规模失业，防止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坚定又不能着急地去杠杆。
张军认为，目前我们的需求下降的非常快，而且债务通缩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投资基础建设的时候应当配合适当的短期政策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样企业才看得到希望。